一、前言及《三国演义》批评概况
自1925年邓罗的首个《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出版至今已将近百年时间，对《三国演义》英译本的批评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由冷门变成热门的过程。笔者在查阅了许多文献后，深受启发，其中的很多观点都非常新颖而独特，也感到很难在三千字的文章中提出更加有新意的、不落前人窠臼的主张。同时，笔者也在阅读文献时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就有了这篇综述性质的文章，希望能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再到火热的过程。21世纪前,《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还乏人问津,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由冷变热,最近五年是一片火热景象。在国内各大数据库中检索到与《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相关的论文、专著共计116篇，是过去近二十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的两倍之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在Google Scholar上检索“三国演义”或者“Three Kingdoms”，获得的信息乏善可陈，少数几篇论文也均为日本及韩国学者的作品，英语母语者的研究几乎为零。国内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包括总括性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策略、译文对比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性研究、语言学视角研究等。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些研究的美中不足之处做具体探讨。
二、国内《三国演义》英译本批评两大不足
（1）多从文化性而非文学性角度展开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堪称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典范。小说通过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运用夸张、对比、烘托、渲染等修辞手法，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者不想赘述。相反，笔者在此处想提一个问题：《三国演义》的成功是由于其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呢，还是由于其情节足够精彩、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呢？笔者认为，虽然这两个问题并非非此即彼，但明显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流传至今，最大的原因是其用文白相间的语言讲了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故事。《三国演义》固然包含了很多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也蕴含了很多军事策略及人生哲理，但这些信息都是作为故事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虽然坊间传言声称，很多将领（例如努尔哈赤）是通过阅读《三国演义》而学习排兵布阵的技巧。这些流言的真实性姑且不论，笔者认为，对大多数中文读者而言，我们在阅读《三国演义》时是将其作为一本小说来对待的，我们希望从中获得的是阅读的快感而非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当然，我们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学到一些知识，但是获取知识并不是大多数人阅读《三国演义》的动力。
这个道理对于原版《三国演义》的读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对《三国演义》英译本的研究者而言却似乎并不如此。笔者精读了知网上近几年发表的和《三国演义》英译本有关的论文并阅读了早些年间的相关论文的摘要，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均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例如语言学、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等等。从文学性的角度对《三国演义》英译本展开批评的研究数量极其之少。
（摘自 王学功 近五年国内《三国演义》英译研究 表3）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在这些研究的前言或摘要部分，作者们大都提出了“加快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或者类似的口号，很多研究也都是由与中国文化海外推广的基金支持的。这似乎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研究都在分析《三国演义》中的中国特色文化元素，并针对《三国演义》各个英译本中的不同翻译进行了批评并提供了自己的翻译。这些作者的初衷显然是好的，他们的研究也都有相当的学术意义，然而笔者不得不说，这些作者的研究目的是和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如果是针对学者做学术上的探讨，那么《三国演义》中文化性因素的不同翻译方式确实值得研究。但是如果研究者的目的是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研究者的视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而要延伸到普罗大众。如前文所言，《三国演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是基于其通俗易懂的文笔的精彩绝伦的情节。那么，如果要研究分析《三国演义》的英译本，故事性这个最吸引普通读者的一点又怎么能略而不谈呢？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研究都仅限于学术层次的交流，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为了做学术而做学术。在大多数研究中，《三国演义》的英译本很少被视为“翻译文学”，而经常作为“文学翻译”而被解剖。这样的研究当然有自有其意义，但并不能达到这些研究者声称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也是与日俱增。依靠并未真正流行的译本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推广，笔者认为本身作用就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文化性是依赖于其文学性的，抛开文学性而谈文化并无太大意义。单从文本的角度而言，现阶段对《三国演义》英译本的文学性相关的研究还是太少。这也是后来者可以考虑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2）实证研究不够充分
就《三国演义》的两个英文全译本而言，邓罗的译本并非由英国本土出版社发行，而是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罗慕士自己也曾提到其译本是针对自己所教的东亚文学系及比较文学系的学生。因此，可以说这两个全译本从最开始就没有能推广到普通群众之中。当然，在那个年代，他们作为中国文化海外推广的先驱者，其拓荒行为值得我们的尊敬。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三国演义》英译本的读者数量十分有限。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言，没有哪个译本是真正成功的作品。Google Scholar上英语研究论文的数量几乎为零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尽管很多研究者提出结论认为罗慕士的版本比邓罗的版本翻译得好，但他们并不能给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很多情况下都是研究者洋洋洒洒地对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之后，笔锋一转即得到了罗本比邓本更好的结论。当然，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同时精通中英双语的人士，其结论一般情况下也是另人信服的。但是，如前文所言，假如此项研究的目的是在海外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话，真正的读者的感受应当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极端一点，有必要完全采取读者中心论的观点。就笔者阅读的论文而言，只有陈甜的《<三国演义>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研究》一文真正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但美中不足的是，被试人员均为汉语母语、英语外语的人士。这些人提交的结果是否与真正的英语母语人士相符，很难确定。
因此，不妨另辟蹊径寻找《三国演义》英译本的母语读者。例如，在Amazon的网站上可以检索到罗慕士译本处于在售状态，并且有两百多名顾客留下了评论。研究者们是否可以分析母语读者们留下的评论，甚至尝试联系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查？不论如何，假如研究者们试图论证《三国演义》不同英译本的优劣情况，真正一线读者的感受是不能被忽视的。
三、结语
象牙塔中的研究自然有其学术意义。但是，如果想要做接近生活的研究，研究者本身就必须得接地气、研究实际情况，而非单纯地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考虑问题。如果要以《三国演义》英译本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推广情况，那么研究者们就不能无视英译本的故事性，无视对中国文化可能丝毫不感兴趣的读者的感受。因此，研究者们在分析不同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时，应当牢记这些翻译策略对译本的故事性或者说文学性所造成的影响。同时，研究者们也应当假设阅读这个译本的母语读者是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的。如果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的读者都感到某个译本十分有趣并能坚持读完，那么这个译本在中国文化海外推广的意义上言就是成功的。
任何文化在本文化圈之外的推广都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过度以自我为主心的视角只会与文化推广的目的背道而驰。以此结尾并自勉。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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